中国的社会进化是很早的。当神农时，已经离开游牧社会进入耕稼社会了。渔猎时代和游牧时代的情形，古书所传不多，据第三章第一节所说，已可想见其大概，现在不必多讲。所要讲的，便是农业时代社会的状况。四民，井田之怀疑，国野之别、贡徹之别，三泽公有，财政以农业为基，太平之义。
中国古代，人民的职业，分为四种：《汉书·食货志》上，替他下一个定义说：“学以居位曰士，辟土殖谷曰农，作巧成器曰工，通财粥货曰商。”《管子》也把人民分做士、农、工、商四种。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引《周书》曰：“农不出则乏其食，工不出则乏其事，商不出则三宝绝，虞不出则材匮少。”是专就生产一方面说，所以略去士而加上一个虞。《周礼》太宰“以九职任万民：一曰三农，生九谷；二曰园圃，毓草木；三曰虞衡，作山泽之材；四曰薮牧，养蕃乌兽；五曰百工，饬化八材；六曰商贾，阜通货贿；七曰嫔妇，化治丝臬；八曰臣妾，聚敛疏财；九曰闲民，无常职，转移执事”。把人民的职业，分做九种，总不如士农工商四种分法的得当。
这种情形，从今日以前，二千多年，差不多没有改变，而为社会的根柢的，尤其要推农人。要讲古代农业社会的情形，就要研究到“井田制度”。井田制度，见于《孟子》、《韩诗外传》、《春秋》的《公羊传》、《谷梁传》、《公羊》的《何注》，和《汉书·食货志》等书。咱们现在，且把他汇齐了，再行加以研究。
按《孟子·滕文公上篇》，载孟子对滕文公的话：
夏后氏五十而贡，殷人七十而助，周人百亩而彻，其实皆什一也。彻者，彻也，助者，藉也。龙子曰：治地，莫善于助，莫不善于贡。贡者，校数岁之中以为常：乐岁，粒米狼戾，多取之而不为虐，则寡取之；凶年，粪其田而不足，则必取盈焉。为民父母，使民吟吟然，将终岁勤动，不得以养其父母；又称贷而益之，使老稚转乎沟壑；恶在其为民父母也？夫世禄，滕固行之矣。诗云：雨我公田，遂及我私，惟助为有公田，由此观之，虽周亦助也。
他说：（一）治地有贡、助、彻三法，（二）莫善于助，莫不善于贡。意思是很明白的，但是其中有几个疑点：
（一）夏殷周三代紧相承接，农夫所耕的田忽而五十亩，忽而七十亩，忽而百亩，那“疆界”、“沟洫”，如何改变？
（二）“彻”和“助”到底是怎样分别？孟子既说“周人百亩而彻”，如何又说“虽周亦助”？
（三）“夫世禄，滕固行之矣”一句，和上下文都不相贯，夹在里头，是什么意思？
第一个问题，由于从前的人，都承认井田的制度（凡古书上一切制度），都曾经推行于天下；而且既说井田，就联想到《周礼》遂人、匠人等所说的“沟洫”，以为都是实有的，而且到处都是这样完备；所以有这疑问。依我看来，这种事情，是完全没有的。这种制度，至多曾推行于王畿及其附近诸国，兴时废，决不是从周以前，推行遍天下，绵历数千年之久的。《周礼》这部书，就信他是真的人，也并不敢说他曾经实行。《论语》：“禹……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。”闹若璩和毛奇龄都说是治天下的小水，并不是《周礼》上所说的沟洫。那么，这一个疑问就无从发生，可以不必管他。第二个问题：（一）关于贡、助、彻的解释，既然说其实皆什一，则耕五十亩者以五亩之人为贡，耕七十亩者以七亩所人为助，耕百亩者亦系取其十亩之入是不错的。（二）但是孟子何以既说周朝是彻，又说他是助呢？下文滕文公使毕战问井地，孟子对他说的是：
夫滕壤地褊小，将为君子焉，将为野人焉；无君子莫治野人，无野人莫养君子。请野，九一而助；国中，什一使自赋。卿以下，必有圭田，圭田五十亩，余夫二十五亩。死徙无出乡；乡田同井；出入相友，守望相助，疾病相扶持，则百姓亲睦。方里而井，井九百亩；其中为公田；八家皆私百亩，同养公田；公事毕，然后敢治私事；所以别野人也。
这所谓“圭田”，便是上文所谓“世禄”。大抵古代的人民，有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两阶级，征服的人，住在中央山险之地，制驭被征服者；被征服的人，住在四围平易之地，从事于生产事业。所以所谓国中，必是山险之地；所谓野，反是平夷的地方。所以《易经》说“王公设险以守其国。”孟子也说“域民不以封疆之界，固固不以山溪之险”。章太炎《神权时代天子居山说》可以参看。
“国”既是山险的地方，土地不能平正划分，收税的只能总算耕地的面积取其几分之几，这个便是“贡法”和“彻法”。其中“校数岁之中以为常的是贡法。按年岁好坏，征收之额可以上下的是彻法。贡法既有像龙子所说的弊病，所以周人改用彻法，这也是政治进化之一端”。“野”既是平夷的地方，土地都可以平正划分，自然可以分出公田和私田；但借百姓的力，助耕公田，而不复税其私田，马端临说：国中必是平正之地，可以划做井田，反行贡法。野是山险之地，难于划做井田，反行助法，是因为地方远，耳目难周，怕官吏作弊的原故。有深意存焉。适得其反。所以郑玄注《周礼》，也说遂人十夫有沟，是乡遂用贡法。匠人九夫为井，是都鄙用助法。《周礼》固然不是可靠的书，然而郑玄这个说法，却可以和《孟子》互相证明。他又说“周制畿内用夏之贡法，税夫无公田。邦国用殷之助法，制公田不税夫”。则恐系揣度之词。没有什么坚证。所以下文又据孟子的话，说邦国亦异内外（匠人注）。依我看，乡遂用贡法，都鄙用助法，恐是通于天子诸侯的旧制。孟子只想改贡法为彻法耳。中央既是征服之族住的，所谓君子（卿以下），自然都在这地方，他们自然有特别的权利，所以有所谓圭田，圭田是无税的。《王制》：“夫圭田无征。”郑注：“夫，犹治也。征，税也。孟子曰：卿以下，必有圭田，圭田者不税，所以厚贤也。”除此之外，便要什一使自赋。滕国当时，大概只有这圭田（世禄）的制度，还是存在的；所以孟子说“夫世禄，滕固行之矣”；既行什一使自赋之法，这圭田的制度，仍当保存；所以又复说一句“卿以下必有圭田”。至于“方里为井……同养公田”的法子，完全是所以待野人的。上文把君子小人对举，此处又明著之曰“别野人”，可见得圭田的法子，是所以待君子的了。《梁惠王下篇》：“文王之治歧也：耕者九一，仕者世禄。”（赵《注》：“贤者子孙，必有土地。”）和这篇所说的话，是一样的。周朝对于国中所行的彻法，孟子时候，还明白可考，所以直截了当说周人百亩而彻；对于野所行的助法，业已破坏无余，所以只能据着诗句想像；这两句话，也并不互相矛盾的。这么说，第二、第三个问题，通统解决了。《孟子》这一章书，本来并不十分难解，但是近来忽然有人极端怀疑，所以解释得略为详细一点。
但是《孟子》这一段，还只是说个大略；其中说得最详细的，要算《公羊》的《何注》，和《汉书·食货志》。咱们且再把他摘抄在下面。
《公羊》宣十五年何注：一夫一妇，受田百亩，以养父母妻子，五口为一家。《孟子·梁惠王上篇》对梁惠王说：“百亩之时，勿夺其时，敷口之家，可以无饥矣。”对齐宣王说作“八口之家”。公田十亩，即所谓十一而税也；庐舍二亩半；凡为田一顷十二亩半。《孟子·梁惠王篇》“五亩之宅”，《赵注》：“庐井邑居，各二亩半，以为宅。冬入保城二亩半，故为五亩也。”八家而九顷，共为一井，故曰井田，庐舍在内，贵人也；据《韩诗外传·诗经》“中田有庐”，就是这么讲法。公田次之，重公也；私田在外，贱私也。《汉书·食货志》又说：“士工商家受田，五口乃当农夫一人。”
这是一种分田的方法，还有一种换田的方法。
上田一岁一垦，中田二岁一垦，下田三岁一垦。肥饶不得独乐，埆不得独苦，故三年一换主或作土。易居。《食货志》：“民受田：上田夫百亩，中田夫二百亩，下田夫三百亩。岁耕种者为不易上田，休一岁者为一易中田，休二岁者为再易下田，三岁更耕之，自爱其处。”这是根据《周礼》的（遂人）。《何注》和《孟子》“死徒毋出乡”相合。
他又叙述他们耕种的方法和生活的状况道：
种谷不得种一谷，《食货志》：种谷必杂五种。以备灾害。田中不得有树，以妨五谷。《食货志》多“力耕数耘，收获如寇盗之至”一句。还庐舍种桑、荻、杂菜。阮元《校勘记》说：此荻当作萩，萩者，楸之假借字。按《谷梁》范《注》（宣十五年），正作外树楸桑。畜五母鸡，两母豕，瓜果种疆畔，据《韩诗外传》。《诗经》的“疆场有瓜”，便是如此讲法。女尚蚕织。老者得衣帛焉，得食肉焉。《孟子》：五亩之宅，树之以桑，五十者可以衣帛矣。鸡豚狗彘之事，毋失其时，七十者可以食肉矣。《食货志》还庐树桑，菜茹有畦，瓜瓠果蓏。殖于疆场，鸡豚狗彘，毋失其时。女修蚕织，则五十可以衣帛，七十可以食肉。《谷梁》宣十五年：古者公田为居，井灶葱韭尽取焉。死者得葬焉。所谓“死徒毋出乡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