她盼望着有人来跟她玩。但她盼望的并不是游戏的快乐，而是孩子们能够转变对她的态度。这才是真正的疑难。
一颗七岁的心，正在学会着根据别人的脸色来判断自己的处境。
一颗七岁的心已经懂得，要靠赢得别人对你的好感，来改善自己的处境。
但是，有什么办法吗？
她想起家里还有一罐水果糖。无师自通，她有了一个小小的诡计：给孩子们发糖，孩子们就会来跟她玩了。每人发一块，他们就会重新喜欢她了。
爸和妈都不在家。她冲孩子们喊：“喂——真的，我家有好多好多糖呢！”
糖罐放在柜顶上。她蹬着椅子，椅子上面再加个小板凳，孩子们围着她，向她仰起笑脸。她吃力地取下糖罐，心里又松一口气——本来还怕够不到那糖罐呢。
孩子们便跟她一起唱唱跳跳地玩了，像以前一样，惟比以前多出了一个目的。
“还有糖吗？”
“看，还多着呢。”
她再给每人都发一块。
孩子们慢慢忘记着“反动”的事，单记得那罐子里的糖果色彩繁多。
“我想再吃一块绿色的行吗？”
“紫色的，我还没吃过紫色的呢！”
又是每人一块。
那年月，糖果并不普通。所以爸爸把它放在了柜顶上。但七岁的小姑娘已经顾不得糖果的珍贵了，惟在心里感动着它们的作用。
工间操，妈妈回来了，她让孩子们躲在床下。妈妈走了，她把孩子们放出来。她怕孩子们离开，再给每人发一块，她怕孩子们一离开就又会想起“反动”。
孩子们很快就摸出了一个诀窍——以“离开”相威胁，或以“再来”相引诱，就能够一次次得到糖果。
甚至到了傍晚，孩子们要回家了，走到门口又站住。
“再吃最后一块吧？”
“行，那你们明天还来吗？”
“要不两块吧，最后的。”
“明天你们还来，行吗？”
多年以后，小姑娘早已成年，我把我写的这个故事给她看。看罢，她沉吟许久，竟出人意料地说：好像不是这样——
“好像不这么简单。好像有什么地方，不大对。”
“哪儿？”我问，“什么地方不对？”
她说是结尾。“我给他们糖，不是想让他们不走，不是想让他们再来，而是想让他们快走吧。最后再给你们每人两块，我是想让他们别再来了。”
“为什么？你不是害怕没人跟你玩吗？”
“噢，是呀……”
“那，为什么又不想让他们再来？”
“噢，太久了真是太久了，我自己都有点儿忘了。”
她慢慢地踱步，慢慢地追忆：“因为，他们不走，他们就还会要。他们要是再来，我想他们一定还会要。可罐子里的糖，已经少了很多。”
“你是害怕妈妈发现？”
“不，我可能倒是希望她发现。她没发现，我心里反而难过。”
“最后呢，她发现了吗？”
“没有，她一直都没发现。”
“照理说她应该不难发现啊？”
“是呀。不过也许，她早就发现了。也许她是故意不发现的。”
B老师
B老师应该有六十岁了。他高中毕业来到我们小学时，我正上二年级。小学，都是女老师多，来了个男老师就引人注意。引人注意还因为他总穿一身褪了色的军装；我们还当他是转业军人，其实不是，那军装有可能是抗美援朝的处理物资。
因为那身军装，还因为他微微地有些驼背，很少有人能猜准B老师的年龄。“您今年三十几？”或者：“有四十吗，您？”甚至：“您面老，其实您超不过五十岁。”对此B老师一概以微笑作答，不予纠正。
他教我们美术、书法，后来又教历史。大概是因为年轻，且多才多艺，他又做了我们的大队总辅导员。
自从他当了总辅导员，我记得，大队日过得开始正规；出旗，奏乐，队旗绕场一周，然后各中队报告人数，唱队歌，宣誓，各项仪式一丝不苟。队旗飘飘，队鼓咚咚，我们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庄严。B老师再举起拳头，语气昂扬：“准备着，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！”孩子们齐声应道：“时刻准备着！”那一刻蓝天白云，大伙儿更是体会了神圣与骄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