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哦！”豌豆花吐出一口气来，筋疲力尽地倒回阿明婶的臂弯里。是的，妈妈和弟弟妹妹们一定被救走了，一定被救走了。忽然间，她觉得好困好困，只是想睡觉。阿明婶摇着她：
“不要睡着，豌豆花，醒过来！这样浑身湿淋淋的不能睡。”
她努力地挣扎着不要睡觉。船头的阿兵哥回头对她鼓励地笑笑：
“别睡啊，小姑娘，等会儿就见到你妈妈和弟弟妹妹了！”
她感激地想坐起身子来，却又无力地歪倒在阿明婶肩头上了，她勉强地睁大眼睛，放眼四顾，一片混沌的、污浊的洪流，夹带着大量的泥沙，漂浮着无数牲畜的尸体和断树残枝，还有许多铝锅木盆和家庭用具，正涛涛滚滚地奔腾消退着。雨，已经停了。一切景象却怪异得令人胆战心惊。
三小时后，他们被送到安全地带，在那儿，被救起的另外两百多人中，并没有玉兰、光宗、光美和秋虹的影子。阿兵哥好心地拍抚着鲁森尧的肩：
“别急，我们整个驻军都出动了，警察局也出动了，到处都在救人，说不定他们被救到别的地方去了。这次大水，乌日乡还不是最严重的，国姓里和湖口里那一带，才真正惨呢！听说有人漂到几十里以外才被救起来。所以，不要急，等水退了，到处救的人集中了，大概就可以找到失散的家人了！”
豌豆花总算站在平地上了，但她的头始终晕晕的，好像还漂在水上一样，根本站不稳，她就蜷缩在一个墙角上，靠着墙坐在那儿。阿兵哥们拿了食物来给她吃，由于找不到玉兰和弟妹，她胃口全无，只勉强地吃了半个面包。鲁森尧坐在一张板凳上，半秃的头发湿答答地垂在耳际，他双手放在膝上，看来一点都不凶狠了，他嘴里不住地叽里咕噜着：
“玉兰，你给我好好地带着秋虹回来，我四十啷当岁了，可只有你们母女这一对亲人啊！”
三天后，水退了。
乌日劫后余生的居民们从各地返回家园。在断壁残垣中，他们开始挖掘、清理。由于海水倒灌，流沙掩埋着整个区域，在流沙下，他们不断挖出亲人的尸体来。几乎没有几个家庭是完全逃离了劫难的，一夜间家破人亡，到处都是哭儿唤女声。有的人根本不知被冲往何处，积水三尺中，黄泥掩盖下，无处招亡魂，无处觅亲人，遍地苍凉，庐舍荡然。人间惨剧，至此为极。
鲁森尧在五天后，才到十里外的泥泞中，认了玉兰和秋虹的尸。玉兰已经面目全非，只能从衣服上辨认，至于手里抱的婴儿，更是不忍卒睹。至于光宗光美，始终没有寻获，被列入失踪人口中。鲁森尧认完尸回到乌日，家早就没有了，五金店也没有了。豌豆花正寄住在高地上的军营里，还有好多灾民都住在那儿，等待着政府的救济，等待着亲人的音讯。
鲁森尧望着豌豆花，他的脸色铁青，双眼发直，眼睛里布满了红丝。当豌豆花怯怯地走到他身边，怕怕地、低低地、恐慌而满怀希望地问：
“你找到妈妈和妹妹吗？”
鲁森尧这才骤然大恸，他发出一声野兽负伤般的狂嗥，然后双手攫住豌豆花的肩膀，死命地摇撼着，摇得她的牙齿和牙齿都打着战。他声嘶力竭地大叫出来：
“为什么死的不是你？偏偏是你妈和秋虹？为什么死的不是你？偏偏是秋虹……”
“咚”的一声响，豌豆花晕倒在军营中的水泥地上。
这次的水灾，在台湾的历史上被称为“八七水灾”。灾区由北到南，由东到西，纵横三百里。铁路中断，公路坍方，电讯中断，山城变为水乡，良田变为荒原。灾民有几万人，有六十多个村落城市，都淹没在水中。
灾后，死亡人数始终没有很准确地统计出来，失踪人口大约是死亡人口的三四倍，也始终没有准确地统计出来。这些失踪人口，可能都被卷入大海，生还无望，不过，在许多灾民的心目中，这些亲人可能仍然活着。
这次天灾，使许多活着的人无家可归，许多死去的人无魂可招。使许多的家庭破碎，许多的田原荒芜。更使无数幸福的人变为不幸，而原本不幸的人，变为更加不幸。
不论人类的遭遇是幸与不幸，不论哀愁与欢乐，不论痛苦与折磨，不论生活的担子如何沉重，不论命运之手如何播弄……时间的轮子，却永不停止转动。转走了日与夜。转走了春夏秋冬。
几年后，“八七水灾”在人们的记忆里，也成了过去。当初在这场浩劫中生还的人，有的在荒芜的土地上又建立起新的家园。有的远走他乡，不再回这伤心之地。不管怎样，大肚溪的悲剧，已成为“历史”。
豌豆花呢？
水灾之后，豌豆花有好长一段时间，都不太能相信，弟弟妹妹和玉兰是真的都不在了。命运对她是多么苛刻呀！生而失母，继而失父，跟着玉兰回乡，最后，失去了弟弟妹妹和待她一如生母的玉兰。忽然间，她就发现，她生命中只有鲁森尧了。这个只要咳嗽一声都会让她心惊胆跳的男人……居然是她生命里“唯一”的“亲人”了。
不知道为什么，鲁森尧没有把豌豆花送到孤儿院去，这孩子和他之间连一点点血缘关系都没有。或者，因为鲁森尧的寂寞，或者，他需要一个女孩帮他做家事，或者，他需要有人听他发泄他的愤怒，或者，他需要醉酒后有个发酒疯的对象。总之，他留下了豌豆花。而且，在水灾之后，他把豌豆花带到了台北。
他是到台北来寻找一个乡亲的，来台北之后，才知道几年之间，台北早已街道都变了，到处车水马龙，人烟稠密。找不到乡亲，他拿着水灾后政府发的救济金，在克难街租了栋只有两间房间的小木屋，那堆小木屋属于违章建筑，在若干年后被拆除了，当时，它是和别的屋子密密麻麻拥挤杂乱地堆在一块儿，像孩子们搭坏了的积木。
他摆了个摊子，卖爱国奖券和香烟。事实上，这个摊子几乎是豌豆花在管，因为摊子摆在闹区，晚上是生意最好的时候，而晚上，鲁森尧总是醉醺醺的。
刚来台北那两年，鲁森尧终日酗酒买醉，想起小秋虹，就狂歌当哭。他过分沉溺在自我的悲痛里，对豌豆花也不十分注意。这样倒好，豌豆花跟着邻居的小朋友们，一起上了小学，她插班三年级，居然名列前茅。豌豆花似乎早有预感，自己念书的生涯可能随时中断，因而，她比任何孩子都珍惜这份义务教育。她比以前更拼命地吞咽着文字，更疯狂地吸收着知识。每天下课后，她奔到奖券摊去，努力帮鲁森尧做生意，只有赚钱回家，自己才能继续念书。她生怕随时随地，鲁森尧会下令她不许上学、不许读书。才九岁左右的她，对于自己的“权利”，以及法律上的“地位”，完全不了解。从小颠沛流离，她只知道命运把她交给谁，她就属于谁。
由于豌豆花每晚做的生意，是鲁森尧白天的好几倍，鲁森尧干脆白天也不工作了，而让豌豆花去挑这个担子。但是，他嘴里却从没有停止吼叫过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