欲破江南，唯有荆襄，具体指的是襄樊。
襄阳、樊城是两个互为依托的城池，它们据长江最大的支流汉江而建。这里的整体地貌是襄汉平原，非常便于骑兵运动作战。在历史上它的作用非常奇妙，要看当时是什么形势。如果是大一统时期，它非常普通，没有任何显眼的地方。
如果是南北对峙，它的重要性立即凸显，它是南船北马的分界点。北方政权拥有它，可顺势吞并东南；南方政权有了它，可以图谋西北。
何况，除了这里，忽必烈也没有什么可以突破的地方了。所以忽必烈开始给吕文德下套。
吕文德的吕氏集团这时已经建立起来了。贾似道虽然打压了几乎所有的武将群落，但是仍需扶植一些起来，好支配南宋的军队。
吕樵夫当时在鄂州的良好表现带来了巨额的回报，他成了贾似道的亲信。襄阳就在他的管辖下。前线重镇钱粮无数，吕文德名利双收。七八年的和平岁月里，他渐渐变得贪婪、迟钝。值此享受岁月，蒙古人给他来了封信。
建议在襄阳附近展开双边贸易。
这是巨大的商机，主管者每天都会收入巨额的税金，还能顺势产生很多的隐性财富，何乐而不为？尤其是目前的和平时期。
吕文德同意了。蒙古人又很合情合理地提出，为了保证蒙方商人的安全，请求修一座非常小的堡垒。吕文德想了想，也同意了。
贸易站修在樊城东面的白河口，堡垒建在了襄阳东南三十里的鹿门山。这两个工程开动之后，立即有人发觉不对头。
吕文德的弟弟。大将吕文焕亲自去见他哥，提醒吕大樵夫别忘了襄阳的地形是怎样的。
当地民谣有“铁打的襄阳，纸糊的樊城”之说，指的是樊城一马平川无险可守，而襄阳两面阻江，分别是北面和东面的汉江、西面的檀溪，也就是三国时刘皇叔骑马极限飞跃的那条溪水。两面环山，分别是城西方向的万山，城南边的楚山、岘山、百丈山等群山。
守襄阳，其实守的就是这些水和这些山。一定要阻敌兵于山水之间，敌军一旦突破了这些山水，襄阳不过就是座孤城而已。
蒙古军修堡垒的鹿门山更加重要，它处于汉水折南入襄阳时的对岸，正是水路的咽喉。这里被蒙古军占据，早晚是祸害。
吕文德哈哈一笑：“弟弟，你之所以是弟弟，正是因为你只知忧，不识战。让蒙古人去修，如果真的开战，只等雨季，那里会变成我的制胜之地。”
雨季，汉江涨水，吕文德赖以成名的水军会骤然杀过去，不识水战的蒙古军注定悲剧。这个理论好像是无懈可击千真万确的。
其实错到了吕文德的姥姥家。
刘整是后来文天祥等人公认的亡宋第一贼臣，这么尊贵的称号当然不只是因为他提了个建议就能得到。刘整还改造了蒙古水军。
蒙古这时的水军士兵达到七万以上，大型战船近五千艘，不论在数量、质量，还是在素质、战术上都已经全面超过了南宋。
所有这些准备工作都在北方静悄悄地进行着，长江之南一点都不知道。
有了这样的底气，加上襄阳方面的麻痹，蒙古人一开工就没完没了，鹿门山的堡垒修成，白河口又添了两座，紧接着万山上也修起了一座，襄阳城外围的屏幕山峦几乎都落入了蒙古人之手。
兵不血刃地就丢了这些战略要地！
吕文德急红了眼，立即上书朝廷申请支援。以他和贾似道的良好关系，援兵很快到了。三月，“宋末三杰”之一的张世杰率军赶到，他没去理会襄阳，心高志大的他直接去了更北端的樊城，在平原旷野中与蒙古军决战，欲一战定襄樊。
成功的话，他的确功业彪炳，自樊城北端解除隐患，那么建在襄阳周边的蒙古军寨全都失去依托，会被逐一击破。
奈何心高志大腹中空。在樊城的旷野上再次证明了一件事：在北宋之后，能与异族人野战每战必胜的，只有岳飞。
张世杰大败。
七月，沿江制置副使夏贵率水师驰援襄阳，在虎尾洲遭遇蒙古名将速不台的孙子阿术。刘整训练水军的提议就由阿术来具体实施，可以想见，夏贵突然遭遇比南宋水师还要强大的蒙古水军时有多惊愕。他败了，带着巨大的恐慌逃回江南，随即整个江南震动。
吕文德在这一年的岁末发病死亡。作为一个有实力的指挥官，他非常清醒地意识到襄樊间的麻烦大了，局面很快就会演变成南宋举倾国之力来挽救襄樊，而成功与否无法知晓。
甚至襄樊会变成一个超级恐怖的大包袱，让南宋不断地投入人力物资，直到把国家元气耗尽！
这一切都源于他的自大疏忽。吕文德在悔恨自责中死亡，临死前长叹：“误国家者，我也！”可惜这时说什么都晚了。
接任襄樊守务的是他的弟弟吕文焕。主持救援襄樊任务的是新任京湖安抚制置使李庭芝。李庭芝，字祥甫，祖籍福建清流县四堡里。早年时主动参与战争，投奔名将孟珙。孟珙全才，其中识人之明为南宋中晚之冠，多少人都在他的领导下腾飞，为国效力。
李庭芝是孟珙发现的人才中很另类的一个。他聪明，早就意识到纯粹的军人出身绝对无法主持一方，他的理想也就无法实现。